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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曲简介 词黄沾 曲 王福龄 1982年，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，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，激起了黄沾的愤慨，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《我的中国心》。1984年春晚，张明敏《我的中国心》唱响华夏大地！爱国情怀空前高涨，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与民族自豪感，让这首歌永远流传！创作背景 1982年，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，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，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，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《我的中国心》。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，对他说，你心中有中国，有名字，有中华民族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于是就把《我的中国心》送给张明敏演唱。1983年秋，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，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。一天，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，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，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，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。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……就算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……”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？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，叫什么他也不知道。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。”很快，袁德旺导演就了解到，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。于是，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，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。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，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“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”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，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，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，从而征服了所有人。1984年，《我的中国心》获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第三届神钟奖。作者简介 黄沾、王福龄和《我的中国心》 黄沾(1941-2004)，原名黄湛森，籍贯广东番禺，生于广东顺德。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、写美食的蔡澜、写武侠的金庸，并称为“香港四大才子”，又与倪匡、蔡澜一同被称为“香港三大名嘴”。1949年，随父母移居香港，入读喇沙书院。1960年，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，1963年毕业，任教培圣中学两年。1965年，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，并于报刊写作专栏。同年9月，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，“人头马一开，好事自然来”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，1968年，擢升为广告副经理。1968年，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《忘记他》，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，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，深受歌迷喜爱，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。1969年，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，被喻为“电视王子”。1970年，转职华美广告公司(Ling-McCann-Erickson)，任联合创作总监，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“基奥奖”(Clio Award)的香港人。1972年，获国泰广告公司(Cathay Advertising)聘为总经理，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(CASH)理事。1973年，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(Cauldron Cinematics)，自编自导《天堂》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。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《不文集》。1976年，与才女林燕妮创办“黄与林广告公司”，自任主席。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《狮子山下》始演于1973年，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、逆境求强的故事，前后持续二十一年，过两百集，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。1979年，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《狮子山下》，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，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。由他填词的《狮子山下》和《香港是我家》两首歌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。2003年3月初，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，以一曲《狮子山下》主题歌作总结，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。据一项统计显示，《狮子山下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，两个星期内，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《狮子山下》为主题的文章，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。1978年，作品《誓要入刀山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鳄鱼泪》入选香港电台《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》。 张明敏（《我的中国心》演唱者） 1979年，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，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，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。当时，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，歌越流行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，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，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。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，都被称为“民族歌手”。 1980年，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。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，请他写一首国语歌。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，邓炳恒答应了。黄沾写出了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后由王福龄作曲，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。 1982年，《我的中国心》出版，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，销量不高，社会反响也平平。香港人开始称我为“爱国歌手”。在当时的香港，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。1983年，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，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。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。 1984年，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《我的中国心》和《垄上行》，这一次的演出，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。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，我当时看着这些信，目瞪口呆，非常兴奋。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，开始称我为“左派歌手”。我回到香港以后，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。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，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，我再次见到黄沾，我告诉他《我的中国心》在内地红了，几亿中国人都会唱，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。他不相信，认为我跟他开玩笑，只是说，“红了又有什么用呢？”那个时候，他经济条件不大好，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，《我的中国心》在内地再红，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。包括他写的《上海滩》，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，也火了，被广播、电视反复播放，登在报刊上，他也没有拿到版税。所以，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，“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。”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，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。因为当时内地的《参考消息》，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，说有一天下午，在中南海里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，教他们唱《我的中国心》这首歌。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。 1987年，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，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。后来，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，我请黄沾吃饭，请他为我写歌，他也答应了，后来等了很长时间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一直没有写出来。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，实行版税制度后，他也拿过《我的中国心》一些版税。貌似当时张智敏有个巡演，共计门票是60多W，而当时的门票3毛5分钱一张